传统中医药之人文：湖北历史名医李时珍

李时珍也是一位文学家

李时珍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同时兼有诗人和文学家的才华。他的著作中，经常引诗咏药，别有风味；描绘药物特性，妙语联珠。文字训诂造诣颇深，方言、转语，顺手拈来，运用自如，文学素养令人钦佩。

一首七言律诗，题为《吴明卿自河南大参归里》。吴明卿为李时珍知己，兴国(今湖北阳新县)人，同李时珍隔江相望，交谊甚笃。吴明卿因抨击奸相严嵩而遭削职还家，李时珍以此诗慰藉故人，诗云：

青锁名藩三十年，虫沙猿鹤总堪怜，

久孤兰杜山中待，谁遣文章海内传？

白雪诗歌千古调，清溪日醉五湖船；

鲈鱼味美秋风起，好约同游访洞天。

诗中对吴明卿为官30年，刚正不阿而遭罢官，深表同情；安慰他与其兰杜孤芳于山中，何如吟诗为文传之海内？日醉五湖，诗传千古，远比混迹官场清高；约二三好友朝夕同游，共馔鲈鱼，信为人生乐事。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为了说明药物产地、性味、主治的特点，经常引用名家诗篇。全书引诗咏药有数十处之多。李时珍常引《诗经》名句，証明某药早已为人注意。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王维、苏东坡等人的作品，或引全诗，或引名句，顺手拈来，阐明药性药理。

薤是韭蒜一类蔬菜，性味有人说是温，有人说是冷。李时珍说明薤时，引杜诗其中：按杜甫《薤诗》云：“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膈冷，味暖并无忧。”亦言其温补，与经文相合。则冷补之说，盖不然也。』的确杜甫的诗句：“衰年关膈冷，味暖并无忧”，正是薤性温补的有力明証。读了以后令人印象深刻。

百合，其根如蒜，《名医别录》注明它有止泪功效。李时珍引用唐代王维诗云：“冥收到百合，真使当重肉。果堪止泪无，欲纵望江目。”送别之时，孤帆远影，珠泪纵横，冥收百合，以备止泪，是很自然的。名人诗句，验証百合止泪之功，格外生动。

上述谈到百合可止眼泪，而车前子则可治眼病。唐朝诗人张籍的诗被李时珍引用。诗云：“开州五月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文君怜病眼，三千里外寄闲人。”李时珍看中此诗的药学内容：(1)车前子有治眼良效；(2)以开州产者最佳；(3)以五月采收为宜。

萝卜，又名莱菔，可治大麦面毒。《本草纲目》引用一首民间歌谣来証明。《洞微志》载一故事，齐州有人病狂，说在梦中见一红裳女子引入宫殿，小姑令歌，歌云：“五灵楼阁晓玲珑，天府由来是此中，惆怅闷怀言不尽，一丸萝卜火吾宫。”后经道士点明，此人犯大麦毒作病，以药及萝卜治之果愈。道士得秘方，编为歌谣，故神其说。李时珍特别抄来，以备医家参考。

《本草纲目》的《鹿茸‧发明》一条，引用《澹寮方》所载一首道人所唱的民歌，着明“斑龙丸”治一切虚损、耳聋目暗、眩运虚痢之效。歌曰：“尾间不禁沧海竭，九转灵丹都漫说。惟有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当年此方一出，朝野遍传。李时珍在《鹿茸‧附方》中详载斑龙丸的构成药物，主要成分为鹿茸、鹿角胶、鹿角霜。

《本草纲目》引用的咏药诗歌，远不止此。引用欧阳修诗中谈银杏，杨万里诗中写枇杷，刘禹锡以诗咏枸杞等，使本草著作妙趣横生。

李时珍为描述菊花的特点及药用功效，写了一篇菊花赞：

“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露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 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旨深微。黄者入金水阴分，白者入金水阳分，红者行妇人血分， 皆可入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宜乎前贤比之君子，神农列之上品，隐士采入酒盅，骚人餐其落英。……钟会菊有五美赞云：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发，君子德也。冒露吐颖，像贞质也。杯中体轻，神仙食也。”

文中揭示菊的生长特点、气味特性、药用价值，旁及菊的多种用途，引用前人赞菊妙语，字字珠玑，韵味无穷。

《本草纲目》的《枸杞‧发明》中关于枸杞根、苗、子药用价值的记述，写得也很别致：

按刘禹锡《枸杞井》诗云：“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清泉药有灵。翠盖叶生笼石甃，殷红子熟照铜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又《 续仙传》云：朱枟子见溪测二花犬，逐入于枸杞丛下，掘之得根，形如二犬。……据前数说，则枸杞之滋益不独子，而根亦不止于退热而已。但根、苗、于气味稍殊，而主治亦未必无别。盖其苗乃天精，苦甘而凉，上焦心肺客热者宜之；根乃地骨，甘淡而寒，下焦肝肾虚热者宜之。此皆三焦气分之药，所谓热淫于内，泻以甘寒也。至于子则甘平而润，性滋而补，不能退热，止能补肾润肺，生津益气。此乃平补之药，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分而用之，则各有所主；兼而用之，则一举两得。

文中引出文学家刘禹锡的咏药诗，次引野史记述，然后对子、根、苗分别予以论述。

李时珍对泽兰与兰草，区分写道：

“兰草、泽兰，气香而温，味辛而散，阴中之阳，足太阴、厥阴经药也。脾喜芳香，肝宜辛散。脾气舒，则三焦通利而正气和；肝郁散，则营卫流行而病邪解。兰草走气道，故能利水道，除痰癖，杀虫辟恶，而为消导良药；泽兰走血分，故能治水肿，涂痈疽，破瘀血，消症瘕，而为妇人要药。虽是一类而功用稍殊，正如赤、白伏苓、芍药，补泻皆不同也。”

兰草与泽兰，气香而温，味辛而散，是异中之同；兰草走气分，为消导良药，泽兰走血分，为妇女要药，是同中之异。

《本草纲目》对艾叶的辨别也是非常清楚：

“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辛热太苦，生温熟热，纯阳也。可以取太阳真火， 可以回垂绝元阳。服之，则去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灸之， 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痾之人为康泰，其功亦大矣。苏恭言其生寒，苏颂言其有毒。一则见其能止诸血，一则见其热气上冲，遂谓其性寒、有毒，误矣。”

苏恭是《唐本草》的作者，而苏颂是宋代人，与同时代的药物学家林亿等编辑补注了《嘉佑补注本草》一书，校正出版了《急备千金方》和《神农本草》，在此基础上，独力编著了《本草图经》二十一卷。苏恭、苏颂皆是有名的学者，但李实珍仍指出他们写作本草时的错误，既有文采，又富科学性，读之引人入胜。

李时珍可同汉代张衡、晋代葛洪、宋代沈括媲美。张衡精通天文和机械制造，同时又是才华横溢的词赋家；葛洪长于医药、方剂研究，在医药学上贡献突出，同时善于骈文，《抱朴子》一书的文采，在古代科学著作中，罕有其匹；沈括可谓样样精通的人物，对古代科学技术无不娴熟，而其诗词文章，亦属佼佼者。李时珍这样杰出的人物诞生于16世纪的中国，确实是我们炎黄子孙的骄傲。

弃考从医，辞官回乡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求父亲说：“我今年二十三岁了，老是考不上，您还是让我学医吧！”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很有名望的医生。大约到了三十八岁，就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这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为了“穷搜博采”，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确实如此，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上万卷医书，而且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敦煌的经史巨作，他遍读了；几个古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这些诗句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象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象萆薢，有的说它象拔葜，有的又说它象贯众，说法很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

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在四处采访中，或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一五七八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一千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白鹿入堂，嗜书如命

李时珍的祖父和父亲世代皆当医生。父亲希望他读书考试当官，不愿让他当医生。李时珍出生之时，有白鹿入室，有紫芝产于庭中。自幼就以为修习“神仙之学”乃是命中定好了的。李时珍于十四岁时开始科举考试，却“补诸生，三试于乡都不能得成”。

李时珍喜欢读书，非常的博学，几乎所有的书都读都看。已经读书十年，却从未出家门。他心中并无当官的想法与意愿。他所读的书中，尤其喜好而且善于医学方面，就以医生自居。

当时的楚王听闻时珍的医术了得，聘他为奉祠掌管良医的事情。后来楚王的世子暴厥，李时珍立刻救活了他。于是将他举荐于朝廷，授给太医院判的职位。可是，李时珍只做了一年的官就不做了，归回故里。

中国古代的医家本草之书，上自神农所传，就止有三百六十五种。在梁·陶弘景时修本草，本草数量亦没有增加。至唐朝，苏恭增加一百一十四种，宋朝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到了掌禹锡、唐慎微诸先生，先后增补，加上以前的共一千五百五十八种，当时认为已经算是完善的。

然而，李时珍认为，品数太烦多，名称也太杂，有时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他以为这样是不正确的。于是“穷搜搏采、芟烦补阙”，历经三十年，阅读的书籍八百余家，书稿订正三次而着成《本草纲目》一书。

《本草纲目》增加药物达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合共五十二卷，首标正名为“纲”，其余各附释为“目”，以补足与纠正药物的原资料。次以集解，辨疑正误，将出产形色等详细说明也。又次以气味、主治、附方，当作本草的体用。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原序中自述，读古书典籍，就像吃糖啃甘蔗一样，“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一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增删考证而著作成功的。

当《纲目》书著作将成，要贡献朝廷之时，李时珍已经七十六岁了，也自己预见了将死时期，果然很快地“遽卒”。李时珍在未逝前，写了一个上书表遗给其子建元，命他送与皇帝。没多久，神宗万历年间，诏修国史，命令中外贡献四方文籍，建元将父亲遗表及本书《纲目》献予。天子嘉许，朝廷命礼部誉写，分两京、各省布政刊行，从此“士大夫家有其书”。本草之学从这以后才算是集大成了。

李时珍遗书上皇帝的表，大略是说：历代，经久远年代后，许多的药物有同物不同名的，有同名不同物的，有难以辨识的，有些分类不对的，有些药物有毒却和那些无毒的药形态相似，增加采药困难，这都影响治病的效果。还有些历代发现的新药，以前的书中还未记载，于是增补、订正了许多药物。旧籍记载的一千五百多种，在《本草纲目》书中，增加三百七十四种。分为十六部，共五十二卷。根据药物的“正名”为纲，而“附释”的则为目；再加上以集解、辨疑、正误，详细的将其出产地、药物的气味、主治都记载于书中。著作本书的参考书籍非常多，上自坟典、下至稗记，只要有攸关者，都收掇在书中。虽然称之为医书，实际是将万物以及药物的理讲明了。希望皇帝能“特诏儒臣补注，成昭代之典”，如此，本书便能成为指导医生们使用的很好的参考典籍。

李时珍晚年之时，自号“濒湖山人”，著作有《所馆诗》、《医案》、《脉诀》、《五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诗话》。

因为他的儿子建中当官，所以他被封为“文林郎”。

李时珍不只是一位好的医生和本草家，他还是一位修神仙之术的修炼人，每晚都打坐炼功，以神仙自命。观顾景星《李时珍传》即知：“余儿时闻先生轶事，孝友，饶隐德，晚从余曾大父游，读书以日出入为期，夜即端坐，其以神仙自命，岂偶然与？”

李时珍在《濒湖脉学》中有一段评述张紫阳八脉经的记载：“紫阳八脉经所载经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正说明了修仙家所观察到的奇经八脉和医生所认知有所不同的秘密，就是反观而照察到的。

另外，作为精通医学和修仙者的他，很重视“奇经八脉”之秘要。所以在他的《奇经八脉考》中，认为医生和修仙者一定要知道“奇经八脉”。他说，“医不知此，罔探病机，仙不知此，难安炉鼎。”“医而知八脉，则十二经十五络之大旨得矣；仙而知乎八脉，则虎龙升降，玄牡幽微窍妙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