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之间的距离
- 健康知识
- 2023-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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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之间的距离 其他 中医常识 近百年来,中西医比较说,是个十分风行的话题。坚守中医壁垒者认为,中医辨证思维的光辉,理应优于西医;而祟尚欧化者则提出,当今科学发展日新月异,而中医则固守传统,自难取得新的长足发展。以上所争,虽各自从彼此的比较中得出,可是毕竟因为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所以势难得到客观公正的评判。
若要客观公正地评判、比较中西医的异同,自有多种不同角度,可供选择。然而,比较切实而为多数人所接受的,通常还得从生理与病理,辨证与辨病,药物与治疗等方面加以考察。
在生理上,西医的优势在于从五脏六腑,血液神经,肌肉骨胳等客观功能上,进行客观细致的科学研究和分析。从这―点上看,中医则与之相去较远。虽说中医也有解剖,并且起源极早,如古代医学巨著《灵枢・经水》就曾说道: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各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但是中医学并没有沿着解剖研究的方向发展自己的中医理论,而是有其独特的抽象的生理模型。为此,中医解释心的功能,可以超出心的范围,解释肝的功能,可以超乎肝的个体。中医的藏象学说,是在解剖生理的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综合。
就病理而言,西医认为有器质性和功能性的不同,并且注重追查实际的病根。如心悸不适,西医就诊必先分析其为功能性,还是心脏脏器本身出了问题。此外还十分地重视微生物如细菌毒素所引起的人体病理反应。而中医则从综合思辨的角度,把人体的一切病理变化,纳入到“病机十九条”的范畴中去。此后,临床医学,对此并有较多的发展补充,如阴阳失调,邪正相争,气血津液失调等等。其中尤以阴阳失调为其最基本的病机。
在健康状态下,人体处在“阴平阳秘”的相对稳定状态。当这种稳定状态一旦遭到破坏,人体便就进入病理状态了。譬如同一咳嗽:碰到西医则必先明确是上呼吸道感染、气管炎,还是肺结核病,甚至肺癌等等,而中医则辨明其为外感还是内伤,如系外感则又有风寒、风热的不同,如系内伤则有肺虚、肾亏,甚或有“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说法。再如就头晕来说;西医必定先要辨明是高血、贫血、神经衰弱,还是脑中生有其他疾病,方始用药,而中医则辨证为血虚、肾亏、肝风……等等。
无庸讳言,辨证施治虽有其特长,然而借鉴西医现代化的诊断设备,更能弥补中医辨证的不足,因而早已引进到中医临床中来了。譬如中医碰上某些必须借助于西医现代比诊断手段的病例;实际上是同样毫无例外地采用透视、化验等方法的。
谈到药物与治疗,西医所用,多数为化学合成品,而中医则以天然药物为主。从目前来看,西药的优点是方便,长于急救,中药的优点是处方加减灵活,长于调养。当然,这种比较只是相对而说的,如中药制成成药服用,也很方便,并且对某些急性病也有着很好的疗效。
以上中西医比较,只是就现象而说,如果再深入一步,不难发现,两者形式虽然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的却是一致的。无庸讳言,中医的独特理论体系与西医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两者都能治愈疾病,都是科学。这一点,20世纪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看得十分透彻。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J・E・斯威策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大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上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当中国医学在世界发散其熠烟光辉的同时,限于当时自然科学的水平,直到18世纪,西医在许多领域尚不能与中医同日而语。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医生和技士们的本领,比大多数汉学家愿意承认的强得多”,确非溢美之词。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强调“结构决定功能”,重视考察组织结构,并以实验和分析结构为主的西医学,凭借化学、物理学及显微镜等各种仪器的帮助,逐步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那么,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中医的优势是否丧失殆尽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从总体来看,在整体的医学模式、独特的理论体系、灵活的辨证方法、特殊的治疗手段、科学的药物配伍等方面,中医药学至今仍具有西医西药所无法取代的优势。
以临床而言,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某些常见病、危重病和疑难病,如病毒感染病、免疫性疾病、内分泌疾病、心脑血管病、哮喘、慢性肝肾疾病、胶原性疾病、神经系统病后遗症、衰老及老年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晚期癌症等,采用中医药物及针灸、气功、推拿、火罐等特殊治疗手段治疗,每每能够取得满意的疗效,这就使国内外医药界人土更寄厚望于中医药学。
实践证明,理论体系完全不同的中西医学,并无绝对的优劣高下之分,双方都各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又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如果说中医学缺乏分析定量和实验,那么西医学则有机械唯物论和缺乏整体统一性的遗憾。
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的很好的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而这个理想体现在医学上,显然就是未来的中医现代化方向。
若要客观公正地评判、比较中西医的异同,自有多种不同角度,可供选择。然而,比较切实而为多数人所接受的,通常还得从生理与病理,辨证与辨病,药物与治疗等方面加以考察。
在生理上,西医的优势在于从五脏六腑,血液神经,肌肉骨胳等客观功能上,进行客观细致的科学研究和分析。从这―点上看,中医则与之相去较远。虽说中医也有解剖,并且起源极早,如古代医学巨著《灵枢・经水》就曾说道: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各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但是中医学并没有沿着解剖研究的方向发展自己的中医理论,而是有其独特的抽象的生理模型。为此,中医解释心的功能,可以超出心的范围,解释肝的功能,可以超乎肝的个体。中医的藏象学说,是在解剖生理的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综合。
就病理而言,西医认为有器质性和功能性的不同,并且注重追查实际的病根。如心悸不适,西医就诊必先分析其为功能性,还是心脏脏器本身出了问题。此外还十分地重视微生物如细菌毒素所引起的人体病理反应。而中医则从综合思辨的角度,把人体的一切病理变化,纳入到“病机十九条”的范畴中去。此后,临床医学,对此并有较多的发展补充,如阴阳失调,邪正相争,气血津液失调等等。其中尤以阴阳失调为其最基本的病机。
在健康状态下,人体处在“阴平阳秘”的相对稳定状态。当这种稳定状态一旦遭到破坏,人体便就进入病理状态了。譬如同一咳嗽:碰到西医则必先明确是上呼吸道感染、气管炎,还是肺结核病,甚至肺癌等等,而中医则辨明其为外感还是内伤,如系外感则又有风寒、风热的不同,如系内伤则有肺虚、肾亏,甚或有“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说法。再如就头晕来说;西医必定先要辨明是高血、贫血、神经衰弱,还是脑中生有其他疾病,方始用药,而中医则辨证为血虚、肾亏、肝风……等等。
无庸讳言,辨证施治虽有其特长,然而借鉴西医现代化的诊断设备,更能弥补中医辨证的不足,因而早已引进到中医临床中来了。譬如中医碰上某些必须借助于西医现代比诊断手段的病例;实际上是同样毫无例外地采用透视、化验等方法的。
谈到药物与治疗,西医所用,多数为化学合成品,而中医则以天然药物为主。从目前来看,西药的优点是方便,长于急救,中药的优点是处方加减灵活,长于调养。当然,这种比较只是相对而说的,如中药制成成药服用,也很方便,并且对某些急性病也有着很好的疗效。
以上中西医比较,只是就现象而说,如果再深入一步,不难发现,两者形式虽然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的却是一致的。无庸讳言,中医的独特理论体系与西医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两者都能治愈疾病,都是科学。这一点,20世纪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看得十分透彻。1953年,爱因斯坦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J・E・斯威策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大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上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当中国医学在世界发散其熠烟光辉的同时,限于当时自然科学的水平,直到18世纪,西医在许多领域尚不能与中医同日而语。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医生和技士们的本领,比大多数汉学家愿意承认的强得多”,确非溢美之词。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强调“结构决定功能”,重视考察组织结构,并以实验和分析结构为主的西医学,凭借化学、物理学及显微镜等各种仪器的帮助,逐步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那么,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中医的优势是否丧失殆尽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从总体来看,在整体的医学模式、独特的理论体系、灵活的辨证方法、特殊的治疗手段、科学的药物配伍等方面,中医药学至今仍具有西医西药所无法取代的优势。
以临床而言,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某些常见病、危重病和疑难病,如病毒感染病、免疫性疾病、内分泌疾病、心脑血管病、哮喘、慢性肝肾疾病、胶原性疾病、神经系统病后遗症、衰老及老年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晚期癌症等,采用中医药物及针灸、气功、推拿、火罐等特殊治疗手段治疗,每每能够取得满意的疗效,这就使国内外医药界人土更寄厚望于中医药学。
实践证明,理论体系完全不同的中西医学,并无绝对的优劣高下之分,双方都各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又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如果说中医学缺乏分析定量和实验,那么西医学则有机械唯物论和缺乏整体统一性的遗憾。
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的很好的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而这个理想体现在医学上,显然就是未来的中医现代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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