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人参轶事多

性温生处喜偏寒，一穗垂如天竺丹； 五叶三丫云吉拥，玉茎朱实露甘溥； 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着大端； 善补补人常受误，名言子产悟竞难。 这是乾隆皇帝写的“人参诗”。皇帝写诗赞人参，正说明人参与清廷有不解之缘。 满族的发祥地正是人参的故乡东北。当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受到继母的虐待，年青时就入山采参、贩参。那时当地的人参加工方法很落后，新鲜的人参只是用桦树皮包起来，用水浸润了事，因此很难长期贮存。努尔哈赤独具睿目，改革了人参的加工方法，并加以倡导和推广。此法是把人参煮熟晾干，便于久藏，待价而售。正是努尔哈赤的新方法，使满人的人参生产与贸易得到发展，获利殊厚。努尔哈赤也因此在满人中的声望与威信陟增，深得人心。为其日后发迹图霸打下了一定的基矗 入关前，明代崇祯的股肱重臣兵部尚书洪承畴率兵到蓟辽与满军作战，在那次战役中，不幸兵败被俘。起初，任凭满军如何劝降，洪氏都一概拒绝，并要以绝食为明朝殉身。满人深知此公文韬武略，声望显赫，他若是倒戈，则无疑是对明朝的一大打击。于是满人最后由一代艳后博尔济吉特亲自出马诱降。她用家乡的野山参熬成汤液，夜探洪氏。在她的诱骗下，洪氏服下参汤，一时元气回复，精神骤振，禁不住艳后的柔功媚术，终于苟且偷生，屈膝投降，并成为满人灭明的一大功臣。在策反洪承畴中，人参起着微妙的“催化”作用，这段韵事也成为后世的趣闻奇谈。 清朝历来对人参的生产极为重视。对于奉天、吉林等产参地。清宫专门派王亲官员监督管理，诏令参夫不得私自入山挖采，凡参夫入山采参，均要由户部发给准票，对其所得抽成交纳官府，并选上品送入大内。其时，野山参分为九等，一等者每支重１～１．５两，二等１两左右，三等０．８两左右，五等半两重。这些珍品一般人很难见到，而清宫每年库存上缴或进贡的人参多达几千斤，且大多是珍品或五等以上的。有时，人参积压过多或受虫蛀，宫中不得不南运外卖。如康熙５７年，宫中剩下质次的人参１０２４斤，皇帝令曹俯、李煦两位大臣运往南方售卖，一次得银近三千两。在民间，参价高昂，正如当时诗云：“一两黄参直五千”、“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 人参确确实实也是清宫宠爱的御药。人参大补元气，振阳助神。清宫中，几乎各朝的皇帝、后妃都常常服用。以乾隆皇帝来说，据记载，他在１３个月中，一连服用人参３５９次，每日约用一钱多。乾隆２５年，皇太后的一次记录，就用过人参２.２斤。雍正１３年，清宫一年仅用五等人参就达２３０斤。慈禧太后也是喜好人参的食客，在她步入中年之后，几乎每日噙化人参，日约一钱，她交待总管切片按日包好逐日饲候供其含服。宫中的点心也常用人参做原料，如八仙糕、八珍糕等里面就掺有许多人参。至于太医用药，也多有人参，如生脉散、回阳汤、异功丸等。 其实，清宫也有不看重人参的皇帝，康熙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人们滥用人参最为反感。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得康熙的宠爱，有一次，曹寅久病未愈，康熙亲自过问其病情和用药，并批评说：“南方庸医，每之用补剂，而伤人者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此外，康熙还在大臣李光地奏陈病情摺上朱批：“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康熙的批示对滥用人参补剂的臣民无疑是一棒喝，因而其在位之日，宫中人参消耗少，库存多，外卖亦频。这也许正是康熙不随大流，独有见识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