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谁为职业人的“亚健康”来负责？

2002年7月，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国际传统医药保健研究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全国16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职业人群亚健康状况严重。其中北京人亚健康率是75.31%，上海的亚健康率是百分之73.49%、广东的亚健康率是73.4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英年暴并壮年猝逝已经不再是身边少见的新闻。但大多数人还都觉得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不看保健科技学会的调查，也绝少有人能想象到亚健康问题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长期亚健康状态导致的恶果就是可能会引发“过劳死”。“过劳死”一词缘自日本。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大批的职业人，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诱因），导致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恶化，并引起脑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严重者导致死亡。根据统计，在日本每年约有1万人因过劳而猝死。

而中国的情况也许更复杂些。随着中国大中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现代职业生活彻底改变了以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此，亚健康状态也成为城市主流人群的普遍职业疾玻然而，对这种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带来的新型职业疾病的预防和救治，总是落后于疾病对人的伤害和造成的损失。

在中国，亚健康状态和过劳死的高发人群是城市白领一族。他们日常交通的主要方式是城市地铁、公共汽车和私人轿车，办公地点集中于高密度写字楼，日常的餐饮以方便快餐为主。业余时间则被加班、进修、家务和社会交际所占据。大多数人没有清早跑步健身的习惯，而健身房仍然算是一笔家庭奢侈消费。于是，无意识间，都市职业人形成了恶劣的“正常作息”习惯。笔者曾经和身边多位职业人士交流过日常作息和“亚健康”的问题，多数人的回答令人担忧，他们认为吃的好以及支付稳定的医疗保险是最好的身体健康保障。营养食物摄娶心理健康、运动保健和定期的身体检查这几项最重要的日常保健措施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而长期的心理高压、不科学的饮食、无规律的睡眠和缺乏必要的锻炼正是亚健康状态的普遍特征。

事实上，很难把这些生活方式的恶习全部归咎于个人对自身健康的不负责任。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半强制性的现代企业工作安排，忽视甚至在有意无视雇员极易患上的“亚健康症候”。随便举出一些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一些企业认为按照劳动法规定支付加班费，便可以肆无忌惮的要求雇员加班工作；另一些企业则出于绩效考核，实行末位淘汰制，给大多数员工造成严重的心理压抑。更为不易引人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企业的领导者认为，经营者、管理者和雇员在企业中的关系仅仅是简单的雇佣劳动关系，忽视企业文化的建设，致使公司内部人际环境恶化，由此导致的员工心理不健康而引发的身体疾病其实也占据了相当大的“亚健康症候”比例。

面对这种情况，期待企业经营者自行改善并非善法。经验来看，在欧美，涉及到雇员身心健康和工作环境改善这样的维权事务，往往是企业工会的主要职责之一。再此不得不说一句，目前国人对工会职能的理解仍过于单一。除了劳资谈判、防止雇主随意解除雇员等常见的职能外，工会在欧美社会所以起到的作用其实远远超出单一的经济范畴，一方面，它成为代表工人利益的政治代言组织，另一方面，长期来看，它也成为凝聚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石。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工会组织在维护工人阶级权益方面起到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以牺牲工会组织换取外商投资的事情也逐渐得到纠正，然而，对现代工会组织职能理解的狭隘，仍然暴露出诸如“雇员亚健康维权”这样的空白。

笔者认为，着眼于新一届政府十六大上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方针，做为基层社会组织的各级工会，应该尽快拓宽自身的社会职能思路。为职业人的亚健康维权，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