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安倍的国家战略

　　安倍晋三，出生于日本山口县，毕业于日本东京成蹊大学政治学系，第90、96、97、98任日本首相。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正式辞任首相。9月16日安倍晋三宣布全体内阁成员辞职。下面是为大家带来的试析安倍的国家战略,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试析安倍的国家战略

　　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以来，显示出对对外宣传的极大重视，明确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实际上，对外宣传已经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一环。而领土和历史问题则是其对外宣传的核心。安倍政府欲通过加强对外宣传，尤其是针对中国开展“外宣战”，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寻求第三方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形成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优势，并以此促进其内政外交政策的有效实施。日本在开展对外宣传的过程中，政府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参与，积极使用网络等各种高新科技手段，发挥首相官邸“司令塔”作用及官民协调体制作用。日本政府已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当成对外宣传的“主战场”，将中国当成“主敌”。日本的对外宣传已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中国应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应对之策。

　　1加强对外宣传已成日本对外战略重要一环

　　日本向来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二战前，日本的对外宣传是伴随对外侵略战争发展起来的。二战后日本重新开展对外宣传活动，是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进入21世纪，日本进一步认识到对外宣传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性。安倍晋三在日本历届首相之中最为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早在其第一次执政时期，就积极主张大力开展对外宣传。在第二次执政后，更是将对外宣传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在领土和历史问题等领域大力开展对外宣传活动，拉开了“外宣战”大幕。

　　第一，战后日本政府逐步重视对对外宣传活动。日本是一个有着对外宣传传统的国家。日本真正体系化地展开对外宣传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21年8月，日本外务省正式成立了情报部，负责收集整理内外信息，进行宣传活动。此后，日本的对外宣传事业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不断对外侵略扩张，日本的对外宣传更具煽动性，呈现出“单向性国策宣传”的色彩。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其战前的煽动性对外宣传被否定，只能在新的理念下重新开展对外宣传。而日本正式着手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加强对外宣传，则是在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此时，日本的重新崛起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经济动物”“复活军国主义”“特殊日本”等的批评之声。为了应对这种新形势和新情况，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于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作为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型公共机构应运而生，开始进行对外特别宣传。进入8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性经济强国的日本，为了在国际社会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开始追求“政治大国”“国际国家”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西方舆论开始批评日本为“异质国家”，美国更是一再“敲打”日本，并要求其分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在此背景下，日本不断强化和积极开展对外宣传活动。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更加认识到了对外宣传活动的重要性。2004年8月，日本外务省进行了机构改革。作为改革的一环，“为提升日本的对外形象，并使日本文化的魅力作为软实力在外交中也得到最大限度的活用，新设了‘广报文化交流部’，将对外宣传与文化交流相结合，展开公共外交”，即将文化作为外交资源，战略性地进行利用。

　　2006年安倍晋三上台后，为了推行“价值观外交”，更加重视对外宣传活动。2006年9月，安倍在首次施政演说中指出:“向全世界展示面向未来的新日本的‘国家认同’，即日本的理念、发展方向以及日本特色，这对今后的日本来说极其重要。要汇集我国的睿智，积极实施国家的对外宣传”。在日本历任首相中，安倍是第一个如此鲜明地强调了对外宣传活动的重要性。但是，在任不满一年安倍便宣布辞职了，他的对外宣传战略也无疾而终。此后，日本政府的形象因频繁的政权更迭和经济持续低迷而受到影响。而2011年3月11日爆发的东日本大地震无疑对日本冲击最大。赈灾及灾后重建等使得本已疲敝的经济雪上加霜。同时，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也对日本提出了巨大的考验，日本一向引以为傲的技术力受到了国际上的怀疑，观光业和农业亦遭受重创。同时，在领土争端和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还与中韩龃龉不断。在此情况下，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再次受到重视，相关讨论非常热烈。

　　第二，安倍政府提出“战略性对外宣传”战略。2012年12月，安倍再次上台伊始便提出要“复活日本”。2013年2月，访美中的安倍发表题为《日本回来了》的演讲，宣称“日本绝不做二流国家。”这次演讲作为要“复活日本”的“征兆”，给国际社会留下强烈印象。为此，安倍不仅在经济领域高调推行“安倍经济学”，还在外交安保领域强势推销“积极和平主义”“积极军事主义”，并大力加强对外宣传活动。对外宣传在安倍政府的整个对外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2013年12月，安倍政府出台日本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作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全面规划了未来十年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产生的主要背景是中国的崛起、“朝鲜威胁”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等

　　安倍政权对外宣传活动的展开有三个特点。一是安倍个人非常积极于对外宣传。他充分利用各种国际和外交场合，向国际社会宣传其外交、经济等各方面政策，还强化了首相官邸的‘司令塔’作用及其体制建设，加强“官邸主导”。二是积极利用诸如网络等各种高新科技手段加强对外宣传。日本的相关政策不只在政府官网，还在“推特”(Twitter)、“优兔”(YouTube)等各大社交网站上公布，安倍个人也开通了“脸书”(Facebook)账号。在使用语言上，除英语外，还有中文、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版本。三是借助民间力量，全力强化官民协同的对外宣传体制。政府不只是动员其所持有的资源，还与经济界、学界等合作，活用民间的力量来为对外宣传服务。

　　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日本政府不断增加相关预算。例如，2015年度外务省的预算比2014年多增加了719亿日元，而其中增加的最重要项目便是500亿日元的战略性对外宣传费用。其中有约36亿日元将会用于2017年在美国的洛杉矶、英国的伦敦、巴西的巴西利亚等三地建设“日本屋”(Ja-panHouse)，作为对外宣传的新据点。“日本屋”将负责宣传日本的“正确姿态”、日本的多样性魅力，以及各国知日派、亲日派的培养。此外，还有6．7亿日元被用于在主要国家的使领馆对各种动向及与日本相关报道的监测、对日本舆论调查的实施等。而为了强化在外使领馆的对外宣传作用，还增加了用于完善使领馆负责人演讲、投稿等的辅助体制，以及应对媒体训练等所需的机动性政策宣传活动的经费，总额约4．1亿日元。

　　2安倍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对外宣传

　　在安倍政府的对外宣传战略中，最大的课题便是取得国际社会对日本在领土与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及主张的理解。在2013年4月23日召开的“向海内外宣传领土及主权的专家恳谈会”第一次会议上，安倍在致辞中强调了围绕领土问题的对外宣传的重要性。领土担当大臣山本一太也在对政府各省厅的指示中，强调了安倍内阁维护日本领土、领空、领海的决心，把“战略性对外宣传”作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安倍政府的主要作法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强化外务省的对外宣传机能。外务省是日本政府进行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据点，除对别国“入侵日本领海”的行为进行抗议、说明日本领土问题上的情况与立场之外，还利用驻外使领馆、官网、社交媒体等，积极向国内外进行领土问题上的宣传，同时还利用外务大臣、驻外外交官在国内外媒体的采访、记者会见、投稿等机会进行宣传。外务省对其官网进行了扩充，不断增加领土问题相关宣传资料，并将其翻译成数种文字。如在钓鱼岛问题上，2012年9月，外务省官网上便设置了“日中关系(围绕钓鱼岛的情势)”的版块。2014年4月，外务省还开设了“围绕日本的情势”的特设版块，有英、日、中等十一种语言版本，并且还通过世界各地的日本驻外使领事馆的官网，用当地语言进行传播。外务省还通过制作简单易懂的动画、视频、宣传册等来宣传其在领土问题上的主张。2013年10月外务省公布了说明钓鱼岛及竹岛“事实关系”的视频，至2014年1月底合计有150万次的点击量。

　　外务省还重视加强驻外使领馆的建设。将其打造成日本对外宣传的前线据点。据《产经新闻》报道，外务省计划在埃塞俄比亚和白俄罗斯等国新设9个驻外使领馆，确保日本影响力。外务省还酝酿增加职员数量，由现在的6000人左右，增至2020年的6500人左右。外务省制作的宣传资料除了在外务省官网上刊出之外，也发送至各个驻外机构，翻译成当地语言进行传播。

　　第二，设置“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安倍政府强调加强各省厅之间的合作，强化领土主权问题上对外宣传体制建设。2013年2月5日领土担当大臣山本一太宣布成立“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内阁官房下属政府机构，简称“领土室”)，以对外宣传日本在“尖阁诸岛(钓鱼岛)”和“竹岛(韩国称独岛)”问题上的主张。在“领土室”领导之下，日本政府分别于2013年4月和2013年11月成立了“向海内外宣传领土及主权的专家恳谈会”和“围绕领土主权的内外宣传综合调整会议”，加强对外宣传的体制建设以及官民合作。其中“向海内外宣传领土及主权的专家恳谈会”，专门负责探讨向国际社会介绍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的有效方式其成员包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等11名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法、历史研究等方面的专家。2013年7月2日，“向海内外宣传领土及主权的专家恳谈会”向领土大臣山本一太提交了一份《为了加强战略性对外宣传》报告书，就加强在领土问题上的对外宣传提出12条建议。其中除了加强对外宣传的一般性建议外，还特别针对钓鱼岛争端和日韩领土争端，详细地提出了日本在领土问题上对外宣传的“有效方式”。2015年6月11日，在上述报告书的基础上，恳谈会又提出了一份《向海内外宣传领土及主权的专家恳谈会倡议书》，内容包括“对外宣传的内容”“强化多层次对外宣传”“强化国内启蒙”以及相关资料和专家培养计划。而“围绕领土主权的内外宣传综合调整会议”的联席工作会议由领土担当大臣为协调人，协调政府各省厅的议事机制。

　　第三，加强国际公关活动。安倍及其内阁中的外务大臣等政府官员利用国际场合营造有利于日本的国际舆论环境谋取国际社会支持。2013年9月25日，安倍在一次公开讲话中不点名地指责中国，称“在紧挨日本的邻国中，有些国家的军费开支至少是日本的2倍，仅次于美国”，还对照指出当年日本的防卫费增长仅为0．8%，“如果想把我说成右翼军国主义者，那就随他们去说吧”。日本政府还借“自由”“民主”等所谓共同价值观，争取西方及周边国家的支持。最近的事例便有，2017年3月19～21日，安倍访问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欧盟总部。在与德国首脑会谈结束后的共同记者会见中，安倍称日本与德国共有享有“自由”“民主主义”以及人权和遵守国际法等价值观，并表示将携手解决东亚和欧洲现今存在的各类问题。在法国，会后安倍亦表示两国就东海、南海等问题，达成了为在遵守国际法基础上维持国际秩序，有必要深化合作的共识。安倍政府还积极利用国外媒体发声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主动向其投稿以及召开记者会见，增大对外宣传的效应。2017年1月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访问法国时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称期望能够得到法国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协作，其中提到了中国在东海的“单方面改变现状”做法等日渐严峻的东亚安全保障环境，期待法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3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对外宣传

　　历史问题是日本对外宣传战略的另一重要议题。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倒退，对中韩等国的态度日益强硬。尤其是安倍再次执政以来，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猖獗，一系列模糊侵略历史性质、淡化历史问题的言行，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不仅如此，日本还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针对中韩等国打“历史战”。日本右翼势力叫嚣“历史战”的“主战场”在美国，“主敌”是中国，有意将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问题搅在一起，趁机渲染“威胁”，混淆国际视听。在历史问题上，安倍政府的对外宣传有以下案例。

　　第一，围绕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的“历史战”。2013年12月26日，安倍在其执政一周年之际，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了靖国神社。其行径不仅遭到中韩等邻国的严厉谴责，美国也罕见地以“失望”的强硬措辞予以回应。参拜后，安倍发表了题为《实现永久和平的誓言》的谈话，对其参拜行为做解释:“目的是为了向英灵汇报政权一年来的表现，并表达要创建不再出现让人们苦于战祸的时代决心。我完全没有要伤害中国人民和韩国人民感情的意图。”安倍对参拜行为竭力辩护，对遭受日本侵略的东亚邻国毫无反省之意，并借机发表所谓“和平誓言”谈话，将自己粉饰成“和平主义者”。日本的驻外使领馆也积极投身到“历史战”当中。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一个月之后，中国在约7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外大使通过向当地报纸寄稿的方式，批判安倍为首的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态度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作为回应，日本政府指示69个驻外大使向当地报纸投稿进行反击。以两国驻英大使的论战为例。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向英国《每日电讯报》投稿，表示安倍的靖国神社参拜使得日本的信赖性受到深刻怀疑，而安倍政府试图修宪和将中国视为威胁的态度也应引起警戒。日本驻英大使林景一也迅即向《每日电讯报》投稿，反驳刘晓明大使对日本重返军国主义道路的批评，称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在祭奠亡灵，日本将以此为戒，永不再战。林景一还指责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地区采取“单方面”行为。

　　第二，《朝日新闻》道歉事件与右派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反击。日本同韩国就慰安妇问题一直争吵不休。对于慰安妇问题，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屡屡表示存疑，甚至谋求推翻。2014年8月5日、6日，日本国内最大左翼报纸《朝日新闻》连续两天刊登关于慰安妇问题特辑，表示由于采访对象证词失实，其在1992年刊登的“随军慰安妇报道”存在误报现象将撤销相关文章。《朝日新闻》这样做本是新闻媒体自我纠错的寻常之事，但却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与右派的《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以及一些杂志媒体，借机群起而围攻《朝日新闻》，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势。安倍政府也趁势对批评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媒体进行干涉打压。一时间，日本国内掀起了否认慰安妇问题、对历史彻底翻案的浪潮。事实上，不承认慰安妇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在重重压力之下，曾经一直高傲的《朝日新闻》被迫低头认错道歉。

　　《朝日新闻》道歉事件绝非小事，标志着日本舆论阵地风向的历史性转变。换言之，在日本媒体和舆论界左右两派对立的格局中，战后以来一直是左派“占有优势”的局面彻底变成了右派“占有优势”。这也就意味着，针对日本政治的日益右倾化，来自日本媒体的批评之声将大为减弱。相反，高举“国家利益”旗帜进行报道的右派媒体的气焰将更加嚣张。日本舆论阵地风向的转变必然影响到日本外交尤其是中日关系。可以肯定地说，今后随着日本媒体和舆论界右派的日益得势，日本的对华舆论环境势必变得更加严峻起来。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借机开动对外宣传机器，在慰安妇问题上展开了“反击战”。2014年10月14日，日本外务省女性人权人道大使佐藤地在纽约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删除《库马拉斯瓦米报告》（《库马拉斯瓦米报告》是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前特别报告员、斯里兰卡法律家库马拉斯瓦米有关日本慰安妇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明是基于“二战期间日军存在军事Sexslaves问题，在朝鲜、韩国以及日本做的调查”，其中报告在日本的调查，主要根据吉田清志出版的著作和《朝日新闻》1992年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报道。联合国发表该报告时，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中描述日本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做随军Sexslaves的部分。10月1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会见记者时也提出同样要求。几乎与此同时，日本驻联合国公使久岛直人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公开与韩国争论慰安妇问题。

　　第三，作为对外宣传战略的“安倍谈话”。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政府利用这一历史节点，向国际社会宣传其在历史问题上的“正确姿态”。这一年亦被不少日本学者和媒体视作“战略性对外宣传的元年”，安倍在战后7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安倍谈话”是其最重要的动作，也是日本政府对外宣传战略的重要一环。

　　为了起草战后70周年的“安倍谈话”，日本政府在2015年2月19日设立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首相个人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该恳谈会每月召开一次，定于当年8月前拿出研讨成果，作为起草“安倍谈话”的参考和蓝本。2月25日第一次恳谈会召开，安倍亲自出席并讲话摆出要“面向未来”的姿态。安倍认为，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是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对外宣传的难得机遇。为收到对外宣传的预期效果，在“安倍谈话”出笼之前，日本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的预热活动，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及历史问题。2014年7月8日，安倍访问澳大利亚并在澳国会发表演讲，不仅对过去的历史表达了“歉意”，还宣誓了“对和平的决心”，并表示“日本的和平主义传统不变”，因而得到了澳大利亚的肯定。安倍此次演讲不仅有助于改变其“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形象，也在历史问题上收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有日本学者认为，战后70周年在即，安倍访问澳大利亚成了其“围绕历史问题的一个起点”。2015年4月22日，安倍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非峰会领导人会议上的演讲中提到“日本曾经立下誓言，在深刻反省上次大战的同时，成为永远坚守万隆会议原则的国家。”安倍使用了“深刻反省”一词，而且将其译成了英文的“deepremorse”，有“对自己的罪恶深感后悔”等含义，可让人联想起谢罪。可见日本借助重要国际场合，在历史问题上取悦国际社会，加强对外宣传攻势的良苦用心。一周后的4月29日，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场谋划已久的演讲，对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轻描淡写，对美国大打“感情牌”和“利益牌”，突出强调加强和发展日美同盟关系。安倍此番演讲是“安倍谈话”前的最后一次重要预热活动，更是在历史问题上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加强对外宣传的重要举措。

　　2015年8月14日，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内外预热活动后，“安倍谈话”终于在“终战日”的前一天出笼。在“谈话”中，安倍回顾了日本进行战争的历史，却省略了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过程;对战争进行了“反思”却有意淡化战争责任;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道歉”等词语，却未具体指出向谁道歉、为何道歉。不仅如此，安倍还在“谈话”中借机间接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牵制意图，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最后提到的“积极和平主义”，是其“谈话”的“点睛”之笔和核心要义所在，体现了“安倍谈话”的“面向未来”的志向。事实上，日本政府就是要借“安倍谈话”之机，向国际社会宣誓，日本要“摆脱战后体制”，做一个“普通的国家”。必须指出，安倍虽明言将继承历届内阁的立场，但具体谈话内容却是对著名的“村山谈话”的倒退。与“村山谈话”相比，“安倍谈话”更加重视形成过程，而非具体内容。“村山谈话”是面向亚洲受害国和人民的诚挚道歉，而“安倍谈话”则是面向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战略性”宣传。也就是说，“安倍谈话”已经成为日本对外宣传战略的重要一环。安倍政府利用一系列重要国际场合不断为“谈话”出笼制造气氛、进行热身，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在历史问题上加强对外宣传的目的。

　　结语

　　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而且是有着较长对外宣传传统的国家。二战前，日本的对外宣传伴随对外侵略战争发展起来，而且积极为侵略战争服务。二战后，战前的煽动性对外宣传被否定，只能在新的理念下重新起步。但是，战后日本真正开展对外宣传，是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为了打消国际社会对重新崛起之日本的疑虑，以及应对“尼克松冲击”“石油危机”等国际危机，日本开始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并成立了国际交流基金会等相关机构。进入80年代以后，为了争当“政治大国”和应对美国等对日本的“敲打”，日本进一步重视对外宣传工作。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日本外交对“软实力”的逐步重视，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出来。安倍晋三在日本历届首相之中最为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早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就积极主张开展对外宣传活动。第二次安倍政府成立后，更是将对外宣传工作提升到了战略性的高度，称之为“战略性对外宣传”。实际上，对外宣传已成为安倍政府对外战略重要一环。

　　在新形势之下，日本大力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其目的在于获取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理解，提升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有效推动日本外交政策的实施。具体而言，安倍政府通过加强在领土和历史等问题上的对外宣传，尤其是针对中国积极开展“外宣战”一定程度上混淆国际视听，欺骗国际舆论，赢得了部分第三方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日本有组织地、系统性地向不明真相的第三方国家片面宣传其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同时有意将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问题搅在一起，进而强调“不允许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在当前“中国威胁论”具有一定国际市场的情况下，日本极力将中国描绘成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如今，日本把应对中国崛起作为其最大的外交课题。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逻辑是通过强调“中国要以实力改变现状”，将国际关注焦点吸引到中国身上，借此打造针对中国的“包围网”和“遏制力”。今后，在中国不断崛起和日本日益走向“正常国家”的背景下，日本会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一方面继续大肆渲染“威胁论”，抹黑，牵制其崛起;另一方面会竭力宣扬自身所谓“和平国家”形象，转移国际视线，从而为“正常国家化”目标服务。对此，中国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行之有效的相应对策。（注释略）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06期。

　　试析安倍的国家战略

　　 安倍上台后,积极推动修改宪法。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加强军事部署,采取演习、阅兵等手段威慑中国,表明绝对不会让步的决心。日本非法"购岛"一年多后,仍然执意在军事领域对中国强硬,在钓鱼岛争端中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日本新的国家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在各个阶段的目标、手段和内涵是不同的。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中曾根康弘打着"战后总决算"的旗帜,追求政治大国化。安倍上台后,日本的国家战略面临新的转型。他提出"摆脱战后政治体制",追求军事大国化。

　　试析安倍的国家战略

　　近年来，日本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将其意义提升到战略高度，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也有所体现，并为此在政府机构设置上采取了相应动作。从内容上看，安倍政府在对外宣传中最关注的是领土和历史问题，希望通过对外宣传获得国际社会对其立场主张的理解与支持。安倍政府的外宣行为具有一定欺骗性，对此中国应加以注意并有所应对。

　　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以来，显示出对对外宣传的极大重视，明确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实际上，对外宣传已经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一环。而领土和历史问题则是其对外宣传的核心。安倍政府欲通过加强对外宣传，尤其是针对中国开展“外宣战”，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寻求第三方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形成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优势，并以此促进其内政外交政策的有效实施。日本在开展对外宣传的过程中，政府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参与，积极使用网络等各种高新科技手段，发挥首相官邸“司令塔”作用及官民协调体制作用。日本政府已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当成对外宣传的“主战场”，将中国当成“主敌”。日本的对外宣传已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中国应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应对之策。

　　一、加强对外宣传已成日本对外战略重要一环

　　日本向来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二战前，日本的对外宣传是伴随对外侵略战争发展起来的。二战后日本重新开展对外宣传活动，是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进入21世纪，日本进一步认识到对外宣传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性。安倍晋三在日本历届首相之中最为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早在其第一次执政时期，就积极主张大力开展对外宣传。在第二次执政后，更是将对外宣传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在领土和历史问题等领域大力开展对外宣传活动，拉开了“外宣战”大幕。

　　第一，战后日本政府逐步重视对对外宣传活动。日本是一个有着对外宣传传统的国家。日本真正体系化地展开对外宣传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21年8月，日本外务省正式成立了情报部，负责收集整理内外信息，进行宣传活动。此后，日本的对外宣传事业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不断对外侵略扩张，日本的对外宣传更具煽动性，呈现出“单向性国策宣传”的色彩。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其战前的煽动性对外宣传被否定，只能在新的理念下重新开展对外宣传。而日本正式着手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加强对外宣传，则是在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此时，日本的重新崛起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经济动物”“复活军国主义”“特殊日本”等的批评之声。为了应对这种新形势和新情况，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于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作为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型公共机构应运而生，开始进行对外特别宣传。进入8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性经济强国的日本，为了在国际社会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开始追求“政治大国”“国际国家”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西方舆论开始批评日本为“异质国家”，美国更是一再“敲打”日本，并要求其分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在此背景下，日本不断强化和积极开展对外宣传活动。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更加认识到了对外宣传活动的重要性。2004年8月，日本外务省进行了机构改革。作为改革的一环，“为提升日本的对外形象，并使日本文化的魅力作为软实力在外交中也得到最大限度的活用，新设了‘广报文化交流部’，将对外宣传与文化交流相结合，展开公共外交”，即将文化作为外交资源，战略性地进行利用。

　　2006年安倍晋三上台后，为了推行“价值观外交”，更加重视对外宣传活动。2006年9月，安倍在首次施政演说中指出：“向全世界展示面向未来的新日本的‘国家认同’，即日本的理念、发展方向以及日本特色，这对今后的日本来说极其重要。要汇集我国的睿智，积极实施国家的对外宣传”。在日本历任首相中，安倍是第一个如此鲜明地强调了对外宣传活动的重要性。但是，在任不满一年安倍便宣布辞职了，他的对外宣传战略也无疾而终。

　　此后，日本政府的形象因频繁的政权更迭和经济持续低迷而受到影响。而2011年3月11日爆发的东日本大地震无疑对日本冲击最大。赈灾及灾后重建等使得本已疲敝的经济雪上加霜。同时，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也对日本提出了巨大的考验，日本一向引以为傲的技术力受到了国际上的怀疑，观光业和农业亦遭受重创。同时，在领土争端和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还与中韩龃龉不断。在此情况下，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再次受到重视，相关讨论非常热烈。

　　第二，安倍政府提出“战略性对外宣传”战略。2012年12月，安倍再次上台伊始便提出要“复活日本”。2013年2月，访美中的安倍发表题为《日本回来了》的演讲，宣称“日本绝不做二流国家。”这次演讲作为要“复活日本”的“征兆”，给国际社会留下强烈印象。为此，安倍不仅在经济领域高调推行“安倍经济学”，还在外交安保领域强势推销“积极和平主义”“积极军事主义”，并大力加强对外宣传活动。对外宣传在安倍政府的整个对外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2013年12月，安倍政府出台日本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作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全面规划了未来十年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产生的主要背景是中国的崛起、“朝鲜威胁”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等。《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宣告，日本“将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一如既往地坚持走在和平道路上”，与此同时，它将“加强自身能力”，并且“作为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参与者，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有一节专门提到日本的对外宣传战略，表示为落实国家安全保障政策，必须要在国内外积极有效地进行“战略性”宣传，深化日本国民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政策的理解，并加强与各国的合作关系。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安倍政府强调“要发挥首相官邸‘司令塔’作用，由政府统一且战略性地发布信息，最大限度利用各种信息技术，通过多样化的媒介，运用多种外语手段，加强信息发布”；“要加强与教育机构、有识之士和智库等的合作，培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日语、富有战略性宣传资质的人才”；“应准确、有效地发布以客观事实为中心的相关信息，以便促进国际舆论的正确理解”。安倍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样重要的文件中，正式赋予对外宣传以高度战略定位，足见其对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视。此后，安倍政府依据这一重要战略性文件，稳步大力地推进对外宣传相关工作。

　　安倍政权对外宣传活动的展开有三个特点。一是安倍个人非常积极于对外宣传。他充分利用各种国际和外交场合，向国际社会宣传其外交、经济等各方面政策，还强化了首相官邸的‘司令塔’作用及其体制建设，加强“官邸主导”。二是积极利用诸如网络等各种高新科技手段加强对外宣传。日本的相关政策不只在政府官网，还在“推特”、“优兔”等各大社交网站上公布，安倍个人也开通了“脸书”账号。在使用语言上，除英语外，还有中文、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版本。三是借助民间力量，全力强化官民协同的对外宣传体制。政府不只是动员其所持有的资源，还与经济界、学界等合作，活用民间的力量来为对外宣传服务。

　　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日本政府不断增加相关预算。例如，2015年度外务省的预算比2014年多增加了719亿日元，而其中增加的最重要项目便是500亿日元的战略性对外宣传费用。其中有约36亿日元将会用于2017年在美国的洛杉矶、英国的伦敦、巴西的巴西利亚等三地建设“日本屋”，作为对外宣传的新据点。“日本屋”将负责宣传日本的“正确姿态”、日本的多样性魅力，以及各国知日派、亲日派的培养。此外，还有6.7亿日元被用于在主要国家的使领馆对各种动向及与日本相关报道的监测、对日本舆论调查的实施等。而为了强化在外使领馆的对外宣传作用，还增加了用于完善使领馆负责人演讲、投稿等的辅助体制，以及应对媒体训练等所需的机动性政策宣传活动的经费，总额约4.1亿日元。

　　二、安倍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对外宣传

　　在安倍政府的对外宣传战略中，最大的课题便是取得国际社会对日本在领土与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及主张的理解。在2013年4月23日召开的“向海内外宣传领土及主权的专家恳谈会”第一次会议上，安倍在致辞中强调了围绕领土问题的对外宣传的重要性。领土担当大臣山本一太也在对政府各省厅的指示中，强调了安倍内阁维护日本领土、领空、领海的决心，把“战略性对外宣传”作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安倍政府的主要作法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强化外务省的对外宣传机能。外务省是日本政府进行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据点，除对别国“入侵日本领海”的行为进行抗议、说明日本领土问题上的情况与立场之外，还利用驻外使领馆、官网、社交媒体等，积极向国内外进行领土问题上的宣传，同时还利用外务大臣、驻外外交官在国内外媒体的采访、记者会见、投稿等机会进行宣传。外务省对其官网进行了扩充，不断增加领土问题相关宣传资料，并将其翻译成数种文字。如在钓鱼岛问题上，2012年9月，外务省官网上便设置了“日中关系（围绕钓鱼岛的情势）”的版块。2014年4月，外务省还开设了“围绕日本的情势”的特设版块，有英、日、中等十一种语言版本，并且还通过世界各地的日本驻外使领事馆的官网，用当地语言进行传播。外务省还通过制作简单易懂的动画、视频、宣传册等来宣传其在领土问题上的主张。2013年10月外务省公布了说明钓鱼岛及竹岛“事实关系”的视频，至2014年1月底合计有150万次的点击量。外务省还重视加强驻外使领馆的建设。将其打造成日本对外宣传的前线据点。据《产经新闻》报道，外务省计划在埃塞俄比亚和白俄罗斯等国新设9个驻外使领馆，确保日本影响力。外务省还酝酿增加职员数量，由现在的6000人左右，增至2020年的6500人左右。外务省制作的宣传资料除了在外务省官网上刊出之外，也发送至各个驻外机构，翻译成当地语言进行传播。

　　第二，设置“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安倍政府强调加强各省厅之间的合作，强化领土主权问题上对外宣传体制建设。2013年2月5日，领土担当大臣山本一太宣布成立“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内阁官房下属政府机构，简称“领土室”），以对外宣传日本在“尖阁诸岛（钓鱼岛）”和“竹岛（韩国称独岛）”问题上的主张。在“领土室”领导之下，日本政府分别于2013年4月和2013年11月成立了“向海内外宣传领土及主权的专家恳谈会”和“围绕领土主权的内外宣传综合调整会议”，加强对外宣传的体制建设以及官民合作。其中“向海内外宣传领土及主权的专家恳谈会”，专门负责探讨向国际社会介绍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的有效方式。其成员包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等11名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法、历史研究等方面的专家。2013年7月2日，“向海内外宣传领土及主权的专家恳谈会”向领土大臣山本一太提交了一份《为了加强战略性对外宣传》报告书，就加强在领土问题上的对外宣传提出12条建议。其中除了加强对外宣传的一般性建议外，还特别针对钓鱼岛争端和日韩领土争端，详细地提出了日本在领土问题上对外宣传的“有效方式”。2015年6月11日，在上述报告书的基础上，恳谈会又提出了一份《向海内外宣传领土及主权的专家恳谈会倡议书》，内容包括“对外宣传的内容”“强化多层次对外宣传”“强化国内启蒙”以及相关资料和专家培养计划。而“围绕领土主权的内外宣传综合调整会议”的联席工作会议由领土担当大臣为协调人，协调政府各省厅的议事机制。图1显示的是该组织的结构。

　　第三，加强国际公关活动。安倍及其内阁中的外务大臣等政府官员利用国际场合营造有利于日本的国际舆论环境，谋取国际社会支持。2013年9月25日，安倍在一次公开讲话中不点名地指责中国，称“在紧挨日本的邻国中，有些国家的军费开支至少是日本的2倍，仅次于美国”，还对照指出当年日本的防卫费增长仅为0.8%，“如果想把我说成右翼军国主义者，那就随他们去说吧”。日本政府还借“自由”“民主”等所谓共同价值观，争取西方及周边国家的支持。最近的事例便有，2017年3月，安倍访问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欧盟总部。在与德国首脑会谈结束后的共同记者会见中，安倍称日本与德国共有享有“自由”“民主主义”以及人权和遵守国际法等价值观，并表示将携手解决东亚和欧洲现今存在的各类问题

　　三、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对外宣传

　　历史问题是日本对外宣传战略的另一重要议题。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倒退，对中韩等国的态度日益强硬。尤其是安倍再次执政以来，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猖獗，一系列模糊侵略历史性质、淡化历史问题的言行，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不仅如此，日本还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针对中韩等国打“历史战”。日本右翼势力叫嚣“历史战”的“主战场”在美国，“主敌”是中国，有意将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问题搅在一起，趁机渲染“中国威胁”，混淆国际视听。

　　在历史问题上，安倍政府的对外宣传有以下案例。第一，围绕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的“历史战”。2013年12月26日，安倍在其执政一周年之际，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了靖国神社。其行径不仅遭到中韩等邻国的严厉谴责，美国也罕见地以“失望”的强硬措辞予以回应。参拜后，安倍发表了题为《实现永久和平的誓言》的谈话，对其参拜行为做解释：“目的是为了向英灵汇报政权一年来的表现，并表达要创建不再出现让人们苦于战祸的时代决心。我完全没有要伤害中国人民和韩国人民感情的意图。”安倍对参拜行为竭力辩护，对遭受日本侵略的东亚邻国毫无反省之意，并借机发表所谓“和平誓言”谈话，将自己粉饰成“和平主义者”。日本的驻外使领馆也积极投身到“历史战”当中。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一个月之后，中国在约7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外大使通过向当地报纸寄稿的方式，批判安倍为首的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态度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作为回应，日本政府指示69个驻外大使向当地报纸投稿进行反击。以两国驻英大使的论战为例。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向英国《每日电讯报》投稿，表示安倍的靖国神社参拜使得日本的信赖性受到深刻怀疑，而安倍政府试图修宪和将中国视为威胁的态度也应引起警戒。日本驻英大使林景一也迅即向《每日电讯报》投稿，反驳刘晓明大使对日本重返军国主义道路的批评，称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在祭奠亡灵，日本将以此为戒，永不再战。林景一还指责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地区采取“单方面”行为。

　　第二，《朝日新闻》道歉事件与右派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反击。日本同韩国就慰安妇问题一直争吵不休。对于慰安妇问题，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屡屡表示存疑，甚至谋求推翻。2014年8月5日、6日，日本国内最大左翼报纸《朝日新闻》连续两天刊登关于慰安妇问题特辑，表示由于采访对象证词失实，其在1992年刊登的“随军慰安妇报道”存在误报现象，将撤销相关文章。《朝日新闻》这样做本是新闻媒体自我纠错的寻常之事，但却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与右派的《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以及一些杂志媒体，借机群起而围攻《朝日新闻》，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势。安倍政府也趁势对批评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媒体进行干涉打压。一时间，日本国内掀起了否认慰安妇问题、对历史彻底翻案的浪潮。事实上，不承认慰安妇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在重重压力之下，曾经一直高傲的《朝日新闻》被迫低头认错道歉。

　　《朝日新闻》道歉事件绝非小事，标志着日本舆论阵地风向的历史性转变。换言之，在日本媒体和舆论界左右两派对立的格局中，战后以来一直是左派“占有优势”的局面彻底变成了右派“占有优势”。这也就意味着，针对日本政治的日益右倾化，来自日本媒体的批评之声将大为减弱。相反，高举“国家利益”旗帜进行报道的右派媒体的气焰将更加嚣张。日本舆论阵地风向的转变，必然影响到日本外交尤其是中日关系。可以肯定地说，今后随着日本媒体和舆论界右派的日益得势，日本的对华舆论环境势必变得更加严峻起来。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借机开动对外宣传机器，在慰安妇问题上展开了“反击战”。2014年10月14日，日本外务省女性人权人道大使佐藤地在纽约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删除《库马拉斯瓦米报告》中描述日本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做随军“性奴”的部分。10月1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会见记者时也提出同样要求。几乎与此同时，日本驻联合国公使久岛直人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公开与韩国争论慰安妇问题。第三，作为对外宣传战略的“安倍谈话”。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政府利用这一历史节点，向国际社会宣传其在历史问题上的“正确姿态”。这一年亦被不少日本学者和媒体视作“战略性对外宣传的元年”，安倍在战后7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安倍谈话”是其最重要的动作，也是日本政府对外宣传战略的重要一环。

　　为了起草战后70周年的“安倍谈话”，日本政府在2015年2月19日设立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首相个人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该恳谈会每月召开一次，定于当年8月前拿出研讨成果，作为起草“安倍谈话”的参考和蓝本。2月25日第一次恳谈会召开，安倍亲自出席并讲话，摆出要“面向未来”的姿态。安倍认为，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是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对外宣传的难得机遇。为收到对外宣传的预期效果，在“安倍谈话”出笼之前，日本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的预热活动，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及历史问题。2014年7月8日，安倍访问澳大利亚并在澳国会发表演讲，不仅对过去的历史表达了“歉意”，还宣誓了“对和平的决心”，并表示“日本的和平主义传统不变”，因而得到了澳大利亚的肯定。安倍此次演讲不仅有助于改变其“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形象，也在历史问题上收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有日本学者认为，战后70周年在即，安倍访问澳大利亚成了其“围绕历史问题的一个起点”。2015年4月22日，安倍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非峰会领导人会议上的演讲中提到“日本曾经立下誓言，在深刻反省上次大战的同时，成为永远坚守万隆会议原则的国家。”安倍使用了“深刻反省”一词，而且将其译成了英文的“deepremorse”，有“对自己的罪恶深感后悔”等含义，可让人联想起谢罪。可见日本借助重要国际场合，在历史问题上取悦国际社会，加强对外宣传攻势的良苦用心。一周后的4月29日，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场谋划已久的演讲，对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轻描淡写，对美国大打“感情牌”和“利益牌”，突出强调加强和发展日美同盟关系。安倍此番演讲是“安倍谈话”前的最后一次重要预热活动，更是在历史问题上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加强对外宣传的重要举措。

　　2015年8月14日，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内外预热活动后，“安倍谈话”终于在“终战日”的前一天出笼。在“谈话”中，安倍回顾了日本进行战争的历史，却省略了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过程；对战争进行了“反思”，却有意淡化战争责任；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道歉”等词语，却未具体指出向谁道歉、为何道歉。不仅如此，安倍还在“谈话”中借机间接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牵制意图，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最后提到的“积极和平主义”，是其“谈话”的“点睛”之笔和核心要义所在，体现了“安倍谈话”的“面向未来”的志向。事实上，日本政府就是要借“安倍谈话”之机，向国际社会宣誓，日本要“摆脱战后体制”，做一个“普通的国家”。

　　必须指出，安倍虽明言将继承历届内阁的立场，但具体谈话内容却是对著名的“村山谈话”的倒退。与“村山谈话”相比，“安倍谈话”更加重视形成过程，而非具体内容。“村山谈话”是面向亚洲受害国和人民的诚挚道歉，而“安倍谈话”则是面向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战略性”宣传。也就是说，“安倍谈话”已经成为日本对外宣传战略的重要一环。安倍政府利用一系列重要国际场合不断为“谈话”出笼制造气氛、进行热身，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在历史问题上加强对外宣传的目的。

　　四、结语

　　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而且是有着较长对外宣传传统的国家。二战前，日本的对外宣传伴随对外侵略战争发展起来，而且积极为侵略战争服务。二战后，战前的煽动性对外宣传被否定，只能在新的理念下重新起步。但是，战后日本真正开展对外宣传，是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为了打消国际社会对重新崛起之日本的疑虑，以及应对“尼克松冲击”“石油危机”等国际危机，日本开始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并成立了国际交流基金会等相关机构。进入80年代以后，为了争当“政治大国”和应对美国等对日本的“敲打”，日本进一步重视对外宣传工作。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日本外交对“软实力”的逐步重视，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出来。安倍晋三在日本历届首相之中最为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早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就积极主张开展对外宣传活动。第二次安倍政府成立后，更是将对外宣传工作提升到了战略性的高度，称之为“战略性对外宣传”。实际上，对外宣传已成为安倍政府对外战略重要一环。

　　在新形势之下，日本大力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其目的在于获取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理解，提升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有效推动日本外交政策的实施。具体而言，安倍政府通过加强在领土和历史等问题上的对外宣传，尤其是针对中国积极开展“外宣战”，一定程度上混淆国际视听，欺骗国际舆论，赢得了部分第三方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日本有组织地、系统性地向不明真相的第三方国家片面宣传其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同时有意将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问题搅在一起，进而强调“不允许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在当前“中国威胁论”具有一定国际市场的情况下，日本极力将中国描绘成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如今，日本把应对中国崛起作为其最大的外交课题。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逻辑是，通过强调“中国要以实力改变现状”，将国际关注焦点吸引到中国身上，借此打造针对中国的“包围网”和“遏制力”。今后，在中国不断崛起和日本日益走向“正常国家”的背景下，日本会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一方面继续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牵制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会竭力宣扬自身所谓“和平国家”形象，转移国际视线，从而为“正常国家化”目标服务。对此，中国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行之有效的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