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会通中西构建原创性哲学体系——张世英哲学思想研究

【哲人追思④】

作者：李超杰（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彭国华，（人民日报理论部高级编辑）

1.不知老之将至：研思不辍的哲学人生

2020年9月10日，教师节。百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与世长辞。世纪老人以这样的告别方式，再次诠释了这位中国学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崇高风范。

张世英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和哲学教育家。在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西方哲学（美学）史、德国哲学（美学）、中国哲学（美学）和中西哲学（美学）比较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通中西，构建了以“万有相通”为核心命题，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哲学体系，为从哲学层面回应中国的时代课题，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被学界誉为“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界的重要先驱者和导师”“为中国哲学界的未来发展树立了典范”。

张世英1921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城郊一个名为“柏泉”的乡村，自幼深受作为中小学教员的父亲影响，熟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中国经典著作，《桃花源记》是他背得最熟的名篇之一。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气节，对他的为人和治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1959年到1966年，张世英先生曾主持《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编辑工作。图为张世英先生晚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

1941年，张世英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经济系、社会系，最终在哲学上找到了志趣所在。在名家荟萃的西南联大哲学系，他开启了终身服膺的哲学人生。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系统介绍、翻译黑格尔著作和广泛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贺麟，成为他哲学道路的领路人。特别重视熟读西方哲学经典原著，尤其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冯文潜，则从治学态度和方法上使他终身受益。此外，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康等诸多大家的授课，也极大丰富了他的哲学素养和哲学思维。

1946年，张世英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大学任助教、教员，先后讲授形式逻辑、哲学概论等专业课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课。1951年秋到1952年，任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1953年院系调整被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在燕园度过了接下来的学术生涯。在北大哲学系，他开始教授西方哲学史，并以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专业研究方向。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张世英先后出版了《论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红旗杂志》等权威报刊发表了40余篇同西方哲学史，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相关的论文，在我国哲学界崭露头角。1959年到1966年，他主持《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编辑工作，该专刊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报纸唯一的哲学专刊，为发展我国哲学事业、培养一代哲学专家作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后，张世英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20世纪80年代初，他仍以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先后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成为国内以至国际知名的哲学史家，尤其是黑格尔研究专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张世英的研究范围逐渐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这两部著作中。

2001年，年届八旬的张世英受北大哲学系委托，以老教授身份为一年级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程，一时传为佳话。以讲稿为基础，他完成并出版了《哲学导论》一书。在书中，他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系统回答了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

完成了原创性哲学体系的建构后，张世英并没有停下研思的步伐。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深入分析比较中西方哲学文化，深入探讨当代中国哲学文化走向、当代中国人理想人格建构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出版了《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中西文化与自我》《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等一系列著作。在去世前5个月，他不顾年老力衰，还应武汉大学哲学系之约，整理出版了《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的比较哲学论集，为自己心爱的哲学事业、为当代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黑格尔哲学研究：当代中国成就最突出的专家

作为哲学史家，张世英是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研究闻名于世的。他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所具备的广度和深度、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平，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同时，黑格尔哲学广博的思想底蕴、精辟的理性思辨、厚重的历史感，对张世英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体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纵观张世英几十年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历程，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研究范围广泛。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几乎所有部分均有深入研究，并有相应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问世。他早年所著的《论黑格尔的哲学》一书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其中文版先后印行了20余万册，在当时是不多见的黑格尔哲学入门书，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哲学“启蒙读物”。该书还引起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先后被译为法文（1978年）和英文（2011年），并对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巴迪欧产生过重要影响。

二是研究视野开阔。在学术生涯的前30余年，他基本上是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下研究黑格尔的。后40余年，他进一步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审视黑格尔，体现了纵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宏大学术视野。

三是注重编译相长。他所主编的《黑格尔辞典》，集中了当时国内黑格尔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很多著名专家，如苗力田、梁志学、杨祖陶、陈启伟、陈京璇、钟宇人、杨寿堪、侯鸿勋、朱德生、陈村富、舒炜光、蒋永福等，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黑格尔研究的最高水平。2006年，受人民出版社之邀，他以85岁高龄出任20卷本中文版《黑格尔著作集》的主编。自2015年开始，这套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的著作集已经陆续面世，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黑格尔文献的翻译方面，他主持的另一个大型项目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下卷）。这套《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下卷）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译的，被列入1985—1990年哲学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现在仍然是人们理解黑格尔哲学、黑格尔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重要参考文献。

四是国际影响巨大。他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称他为“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常务理事兼东方组负责人格洛伊教授在德国权威刊物《哲学研究杂志》撰文称：张世英教授“在西方广为人知。在中国，他是享有盛名的哲学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彼得·巴腾教授在《东西方哲学》杂志撰文称：“中国人对辩证逻辑的探讨清楚地表明，就方法而言，我们起码必须认真学习张世英对黑格尔的解读，让他带领我们领会（他所理解的）黑格尔。做出这些努力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权利评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张世英的学术研究发生了一次“转向”，即从研究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但“转向”之后，他并没有放弃黑格尔哲学研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内为黑格尔哲学研究赋予新的活力，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例如，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思辨哲学”，但透过这层“思辨的外衣”，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的“现实关怀”。黑格尔哲学中所包含的重视具体性和现实性的内容，蕴含和预示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倾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又如，他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辩证的否定性”。“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抛弃旧事物，而是“扬弃”即克服与保留的统一。这种“否定性”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自我前进的灵魂，等等。他的一系列观点和见解，不但拓展了人们理解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以至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和思路，而且融汇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为他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奠定了思想前提和基础。

张世英在黑格尔哲学研究中秉持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由于受过分析哲学和逻辑学大师金岳霖的亲传，他对黑格尔的解读总是逻辑严谨、条理清楚、语言流畅。由于研究深入透彻，且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传统文化素养，他每每能够让黑格尔“说中国话”，从而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和理解。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肯下“死功夫”。例如，在《黑格尔〈小逻辑〉绎注》一书中，他除了逐节逐段作了通俗的讲解外，还特别在“注释”部分下了苦功：一是用黑格尔注释黑格尔，即就同一问题、同一术语，不仅把散见在《小逻辑》各节中的相关论述集结起来，而且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材料也搜集在一起，使读者可以从注释中得到相互参照、相互发明的便利。为了注释黑格尔的某个论点、某个术语，他常常翻遍《黑格尔全集》。二是借用西方一些研究黑格尔的学者的讲解和注释来注释黑格尔，这实际上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集注”的办法。这种“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堪为我们今天治学为人的烛照与典范。

3.万有相通：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一

经过几十年求索和耕耘，张世英在会通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哲学体系：“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万有相通”的哲学。张世英的哲学思想体系内容涵盖本体论和认识论，还包括美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等。

以“万有相通”“整体观物”为核心命题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张世英主张的哲学是“境界之学”，探讨的是人对世界或天地万物的态度问题或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不仅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象性关系，也不仅是认识与被认识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彼此相融相通，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张世英所建构的原创性哲学体系，以进入“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的高远精神境界为目标。“万有相通”的境界，就是要克服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在场与不在场，过去、现在与未来等诸多二元对立，从宇宙整体、从宇宙间无穷的关联网络中体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是人类文明早期共同的宇宙观或世界观。中国哲学是如此，印度哲学是如此，西方哲学也是如此。近代以降，主客二分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其积极的成果是科学兴盛、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但这种哲学观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工具理性的盛行和主体性的过度膨胀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对“主客二分”提出了诸多批评，强调人“源始在世结构”的重要性。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受到了海德格尔的深刻影响，但它是立足中国大地的民族的、现代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又融合了近代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积极成果。在他看来，当下的中国哲学不能简单地与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对接，它们既处于不同的空间，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补上“主体性”这一课。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是继冯友兰整合儒道“万物一体”观的努力之后，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中国古代“万物一体”思想的有益尝试。

以“美在自由”“意在象外”为核心命题的美学思想。张世英的美学思想从审美意识分析入手。他认为，学者们一般都把审美意识放在主客关系中来讨论：有的主张审美意识主要源于主体，有的主张审美意识主要源于客体，有的主张审美意识是主客的统一。不管这三种观点中的哪一种，都逃不出主客关系的模式。但审美意识具有直觉性、创造性、不计较利害和愉悦性等特点，这意味着对审美意识的把握要超越“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以“主客二分”的态度来处理人对世界或天地万物的关系，旨在超越人的感性认识所把握的个别的、变化着的、有差异的现实事物，进而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事物普遍的、不变的、同一的本质和抽象概念。这种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超越是通过思维在时间中实现的，是有限的，他称之为“纵向超越”。这种超越反映到美学原理上，以西方美学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典型说为主要代表。而他主张以“万有相通”或“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态度来处理人对世界或天地万物的关系，不追求从现实事物超越到抽象、永恒的本质和概念，而旨在通过想象，从当前“在场”的、有限的现实事物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或“不在场”的、无限的现实事物。这种超越，他称之为“横向超越”。所谓横向，就是指从现实事物到现实事物的意思。这种超越反映到美学原理上，以海德格尔的显隐说及中国古典诗论的“隐秀”说为主要代表。通过“横向超越”，对当前显现的事物（“象”）背后隐蔽的事物（“意”）进行无穷玩味，使人们处于与世界融合为一的自然而然的境界，张世英称之为“审美的境界”。美有优美与崇高之分，崇高美高于优美，是审美境界的极致。所谓崇高美，就是对“美的神圣性”的深刻体认、对万物相通之“一体”的崇敬感。这也是他“万有相通”的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以“民胞物与”“仁民爱物”为核心命题的伦理学思想。张世英认为，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从主客二分与“纵向超越”的立场出发，以追求超现象的本质、超感觉的理念、超特殊性的普遍性作为最高任务，认为善的理念是善的具体行为的本质、范型和理想，轻视感官快乐和物质幸福，压抑感情欲望，甚至走向禁欲主义。与此相对立，西方功利主义则从工具理性的立场出发讲道德，把功利看得比道德还高。二者都不可取。他主张以审美意识来超越这两种立场。审美意识是超主客关系的境界，它包含知识性、功利性、道德性，而又超出它们。在审美意识中，万有相通、万物一体，人与物、人与人融合为一。从审美意识出发，人们超越自我，为他人和社会、自然尽责，既融合、参与于物，也融合、参与于人，目的是使有限的自我融合于无限的整体之中、参与到无限的整体中，从而实现自我。这样的自我实现，既是最高的美，也是最高的善；既是审美意识，也是道德意识；既有审美愉悦感，也有道德责任感，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张世英借用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和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提法，对这种境界和精神进行了概括。

以“古今融合”“与古为新”为核心命题的历史哲学思想。与其基本哲学立场一致，张世英也反对单纯从主客关系出发来理解和研究历史，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互相孤立、彼此外在的东西，从而认为研究历史只不过是把古的、过去的东西当作外在的客体、对象来对待。相反，他主张从人与世界融合的观点出发，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一体的，因而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和统一体中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思想。他借用德国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强调历史研究者自己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视域（“现在的视域”）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当时的视域（“过去的视域”）是融合为一体的“大视域”，历史研究者应该从古今融合的观点研究历史，把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其后的历史流变过程中从“大视域”去理解。这样才能超越古与今之间的距离、拆除新与旧之间的藩篱，冲破古以达于今、冲破旧以达于新，形成流变的历史整体观。

张世英所建构的“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含英咀华、推陈出新，是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一。其鲜明特点，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具有“吾道一以贯之”的有机统一性。“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是存在论、真理论和境界论的有机统一体，是一个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张世英创造性地阐述了真善美之间的相通与不同：一个事物只有在万有相通或万物一体中，只有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才能被我们认知，就此而言，它是真；万有相通或万物一体能够使人产生同类感与使命感，就此而言，它是善；一个在场的事物，能够通过人的想象，显现出不在场的事物，使人玩味无穷，就此而言，它是美。他进一步把这种有机统一性概括为四句话：整体观物曰真，民胞物与曰善，意在象外曰美，三者的总根源在万有相通。

二是具有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宏大视域。张世英精通英语、德语，在西方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上有很深造诣，同时熟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经典、具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这使得他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具有“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深厚历史底蕴以及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宏大视域。诚如中国哲学史家张立文所言：“张先生既懂西方哲学，又懂中国哲学。”“张先生从小就对中国古典的经典著作有很好的了解和背诵，从小就有汉学的培养和熏陶……同时，他对于现代的东西也非常通，可以说是古今通。”

三是具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原创性。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过程中，张世英借鉴了中西哲学史、美学史上诸多名家大家的思想观点，但他绝不只是简单复述与介绍这些思想观点，而是对其进行充分消化吸收，将其有机融入自己的思想理论中，从而实现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有机统一，使自己的哲学体系彰显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原创性。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叶朗认为：“张先生对超越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的哲学阐述，这对于我们突破美学研究的旧的思维模式，对审美活动（美和美感）获得一个新的理解有重大的启发。”

4.“四境界”说：探求理想人格建构和中华文化发展新方向

张世英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者，他的哲思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的老师闻一多就鼓励他要“走出象牙塔”，这成为他治学和为人一生的遵循。在他的“问题域”中，不但有对“中国哲学应向何处去”的学术关怀，而且有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现实关怀。作为其哲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四境界”说，就是他就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建构和中华文化未来发展之路提出的富于洞见和前瞻性的学说。

张世英认为，个人的精神境界，按其实现人生意义（价值）高低的标准和人生在世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即最低的境界，是“欲求境界”，人在这种境界中，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其与世界的关系属于“原始的不分主客”的关系；第二个等级是“求实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属于“主—客”关系：人有了自我意识，能分清我与物、我与他人，能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他人、他物当作客体，要求理解外在的客观事物（客体）的秩序或规律，体现了一种科学追求或求实的精神；第三个等级是“道德境界”，人们在追求科学和社会化的进程中，逐渐领悟到人与自然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对于人与人之间相通的领悟，很自然地使人产生了“同类感”，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而也产生了道德意识，在这一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仍然属于“主—客”关系；第四个等级是“审美境界”，它包摄道德又超越道德、高于道德，在这一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属于“高级的主客融合”关系：人们处于与世界融合为一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其行为必然合乎道德，必然做道德上应该之事，但他是自然地做应该之事，而无任何强制之意，自然在这里就是自由，相当于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厘清人的四种精神境界的基础上，张世英进一步分析了个人精神境界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如果说境界一词只是指个人的精神境界，那么，文化则是指一种社会、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一种社会、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属的成员的个人境界构成的，离开了个人的精神境界，所谓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就是空无内容的。同时，个人的精神境界又是在他所属的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既受自然环境、自然条件的制约，更受文化环境的熏染。对于个人而言，上述四种境界往往同时具有，但其比例关系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以这种境界占主导地位，有的人由另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相应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可以是这种境界占主导地位，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时代，可以是另一种境界占主导地位。例如，有的民族和时代的文化以科学的“求实境界”占主导地位，有的民族和时代的文化则以“道德境界”或“审美境界”占主导地位。

张世英认为，一般而言，西方人和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求实境界”，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自我”，其优点是个性解放，发挥个体的独立创造性，缺点或流弊是唯我独尊、极端个人主义、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等；传统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境界”，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自我”，强调个体与他人、社会的相互依赖，但如果一味强调“互倚型自我”，以依赖社会群体、依赖他人为至上原则，则必然抹杀个人的独立创造性，导致科学精神的缺乏、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水平的落后。他强调，个人精神境界和民族文化都是科学与道德、审美的有机统一体，其中科学是基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科学水平的落后，今后在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方面，首要的仍应是发展科学、弘扬个人的独立创造性；但在发展科学的同时，又要避免唯科学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注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审美的等人文方面的优秀之处，使当代中国人的人格更加健全，使我们民族文化的人文特色更适应现代科学的时代潮流，更放异彩。

熟悉张世英“四境界”说的人，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冯友兰的“四境界”说。在笔者看来，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作为学生，张世英肯定非常熟悉老师冯友兰的思想，他提出的“四境界”说，应该从后者那里获得了启迪与滋养；同时，二者同为提升人生境界的学说，体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对同胞、对国家和民族甚至全人类发展走向的深层关注和深刻哲思，体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关怀。同时，二者又存在明显差别，这主要体现为理论基础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张世英的“四境界”说，理论基础是其“万有相通”的哲学，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是“接着”而不是“照着”冯友兰的“四境界”说讲的。张世英的“四境界”说，是其“万有相通”的哲学在现实实践层面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是其运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探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人理想人格建构、中华文化繁荣发展路径的理论结晶。这一学说，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能提供深刻启迪。

张世英是“四境界”说和“万有相通”哲学的倡导者，也是“四境界”说和“万有相通”哲学的身体力行者。他说：“我以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本不应自外于实际生活，哲学家也应按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否则，哲学便会失去自己的光辉和生命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身上，理论品格与精神品格、治学与为人高度统一。笔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国哲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曾亲炙于他，之后又不时参与同他有关的重要学术活动或到他家中问讯。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中，深深感受到他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爱无差等、民胞物与、一视同仁的人格风范。他家的客厅中挂着他自撰和书写的条幅：“心游天地外，意在有无间”。这样一种“万有相通”“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是他的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的生动体现。这种知行合一的人格风范，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每一位和他有过交集的人。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1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