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大夫的“战士思维”与“将军思维”

战争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战地指挥官接到统帅部违拗“战地逻辑”的新命令，总会愤然抱怨：那帮远离战壕的家伙！很显然，将军与前方战士的战争思维是迥然不同的，前者胸中运筹的是整个战役；后者心里盘算的只是局部战斗的输赢，是征服对手。

在日常的医疗中，紧张的诊室与病房就是“战壕”，劳碌的医生就是“战士”。当医学的人文学者倡导反思、敬畏、悲悯与和谐共生的理念时，也会遭遇临床大夫的普遍抱怨：“那帮远离病房的家伙！”

他们的话如同童言稚语，道理不错，但不切实际。要知道，我们每天都在与疾病作对抗性“拔河”。我们如何与致病的细菌、病毒、癌细胞，与死神讲“敬畏”、讲“共生”呢？医生放弃抗争就是失职，就是向病魔投降，就是与死神妥协。

其实不然，在当今疾病谱的应对中，我们需要舍弃一些“战士思维”，吸取更多的“将军思维”，也就是说，战略考量应该优于战术考量。因为，随着疾病谱与医学模式的转变，需要进行简单的生物“对抗”性、“对冲”性治疗的疾病越来越少，面对自然界形形色色的致病因素，我们应该立足于“趋利避害”。对于体内千奇百怪的病理性反应和变异，我们应该着眼于“循因阻乱”，保护重要的生命“扳机”，阻断“多米诺”效应，如多器官反应与衰竭。而不是逞一己之勇，端着一挺“机关枪”，如各种抗生素、放射疗法、化学疗法，一顿“狂扫”，或者一刀割下去就痛快淋漓。

针对病因的“追杀”固然重要，但医疗中的“战壕意识”与“战争模型”需要反思。医疗也罢，护理也罢，康复也罢，都在力求生命质量的相对优化，绝对的健康或者完全彻底的“痊愈”与“康复”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亚健康状态、带病皆可益寿延年，菌群失调恰恰是病态。

要知道，在自然法则面前，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人生必然的归程，人类医学无法冲破生命的“大限”，人类的长寿纪录还未突破140岁，也无法超越死亡，我们能做的是已尽所能克服生命的各种危机，提高有限生命的生存质量，在死亡来临之前，准备一些拖延之策和调侃的“噱头”，然后含着笑尾随它而去。

人生本是一幕幕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该谢幕时就得离场，我们的子孙正等着盛装登场呢。原先我们使用的“抗衰老”概念就是不恰当的，后来改为“延缓衰老”才比较接近实际。同样，我们许多医界前辈常常念叨：“再好的医生也只能治好一部分病，却治不了命。”这就是质朴的自然之心，敬畏之心，无论医者、患者，都应该常怀这份质朴之心。

无疑，20世纪以来，医院增加了许多来自物理技术、信息技术的新式装备，改进了疾病检测的维度和深度，大大丰富了治疗与康复的路径和手段，就像给战壕里的战士配备了装甲车和先进的红外线系统，尽管技术改进了、办法多了、花费高了，但是，医学的目的和医学对于苦难的拯救所能抵达的高度似乎并没有根本的改观。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只能在人为干预与自然选择之间做有限的“挥洒”，而且还正在为轻率、鲁莽的过度干预支付沉重的代价。譬如抗生素的滥用、过度化疗与放疗，譬如被各种医疗器械和药物折腾得毫无尊严和从容的死亡过程。

诚然，我们在驱杀着病因，却也在制造着新的更沉重的痛苦，我们在驱赶着死神，却也同时驱走了生命终结时的那一分安详和宁谧，让通往天堂与地狱的归途充满着恐惧和惊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王一方）

手记

病人不是一架机器，他们有思想、有情感、有尊严。他们带着灵魂来到医院，所以生命也罢，疾苦也罢，都不是单纯的技术事件，而是精神事件，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只关注躯体、知识、技术、金钱，后者涉及情感、意志、心理的颠簸，社会境遇的坎坷、灵魂的升降与开阖。说这句话还隐含着一份社会批评。今天的医疗正在逐渐工业化，医院如同诊疗的流水线，病人成为传送带上的部件，医生成为操作工。人、机融合的生命景象中，情感、意志、灵魂被忽视了，生存态度、生活方式的关注显得无意义。

特鲁多大夫的这一段话是一份生命的体验与觉悟。特鲁多大夫大学时就染上了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被送到人烟稀少的湖畔“等待死亡”，没想到后来病情缓解，完成了医学学业。1876年，他携全家来到他最初的疗养地建立了一所结核病诊所和研究室，后来还创办了“结核病大学”。然而，他最后的彻悟却出人意料，因为许多传染病与人类存在着共生关系，不是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医学非万能，它无法包治百病。医学的价值不完全在疗效的高低，而在服务（帮助与抚慰）的冷暖，生命、健康的迷失与彻悟。